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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白燁vs黃平:見證四十年,回望七十年

來源:《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 白燁 黃平  2020年01月21日06:17

一 總體歷程回顧

黃平:白老師您好!正值當代文學七十年之際,《當代文壇》委托我請您做一個訪談。能否先請您簡要回顧一下您的評論與思想歷程?

白燁:我的文學評論生涯,起始于大學期間。當年在陜西師范大學上學時一直癡迷詩歌,畢業留校后開始寫作詩歌評論。這一時期,先后就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寫過賞析性的文章,發在陜西師大中文系主辦的《中學語文教學參考》上。1980年代初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之后,主業是文學編輯的工作,但對于文學評論的興趣有增無減。從這個時候開始,由詩歌評論轉向小說評論,先就我較為熟悉的陜西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人的創作撰寫評論,后又擴展到鐵凝、張賢亮以及“知青文學”等作家。這種以文學編輯為主業,以文學評論為副業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的結束。

1999年,我從社科出版社調到文學研究所。到文學所后,主要工作轉為了年度文學現象梳理與宏觀的文學走向考察,主要體現在當時我所參與和主持的幾個項目上,這分別是《中國文學研究年鑒》《中國文壇紀事》和《中國文情報告》?!吨袊膶W研究年鑒》由所長任主編,我任副主編,主要是年度文學創作與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的摘錄與編選,并約請研究室人員撰寫各個學科的研究綜述等?!吨袊膲o事》由我編纂,是年度文壇重要的會議、獎項、研討等重要活動的文獻、資訊與文章的精選與匯編,以體現年度文學的演進與發展脈絡?!吨袊那閳蟾妗罚ㄒ步小段膶W藍皮書》)由我主持,是年度文學創作情形與研究狀態的觀察報告,分門別類地梳理年度文學創作與研究的進展狀況與主要成果,并就傾向性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樣的宏觀性年度考察報告,在文學領域一直沒有。這個《中國文情報告》的問世,算是彌補了當代文學研究中長久以來的一個空白。因為這幾項工作都涉及當代文學的傾向觀察與宏觀研究,我自新世紀以后的個人文學評論工作,也多以傾向性的現象和宏觀性的問題的研究為主。

說到思想歷程,不同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觸動與變化,但對我來說,改變較多影響也較大的,是1980年代中期前后,文學界在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和文藝論爭的頻繁進行過程中,由“主體”和“文體”兩個話題的研討引起的思想震撼與理論思考?!拔膶W主體性”問題在當時的文壇內外引起較大反響與爭論。文學的“主體性”在之前的嚴重失落、在當下的系統重建等觀點,使我聯系自己和反省自我,得到了深刻的啟迪,認識到了“主體”對于文學從業者,尤其是創作者、評論者的至關重要性,這也促使自己的“主體意識”不斷覺醒并逐步強化。我相信,這個時期的許多文學研究者都從這個理論思想中受到過啟迪和得到了助益。八十年代中后期,國內開始出現關注文學文體的研究傾向與國外研究文體問題的理論著述譯本,這些都是過去所沒有或少見的,都極大地促動著人們打開眼界和開闊胸懷。那個時候,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論斷給我很大啟發,使自己認識到思想與藝術的水乳交融,內容與形式的相輔相成,這不僅是文學的較高境界,而且是文學的基本要素。由此,開始有了自覺性的文體意識?!爸黧w”與“文體”對我的啟迪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使我深刻認識到在理論知識上不斷吐故納新的重要,在文學評論中不斷學習的重要。這種作用對我而言,可以說是革命性的,令我終生受用。

黃平:在個人文學與思想歷程之外,請您再談一下對當代文學七十年的印象與看法。

白燁:中國當代文學與共和國一同成長,一道前進,走過了篳路藍縷又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文學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與繁榮,鑄就了文學自身的歷史輝煌,也以形象與影像的藝術方式負載了人民的心聲,傳達了時代的情緒,講述了至為感人的中國故事,鑄造了最為動人的共和國史詩。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創作出一批又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文藝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經典藝術形象。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斷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推動我國文藝事業呈現出良好發展態勢,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民間文藝、文藝評論等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弘揚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實現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边@是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七十年文藝事業的精到概括和高度評價。

人們通常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分成幾個時段來看,如“十七年”時期,新時期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以來等。這里邊最為重要的時段,是“十七年”和新時期到新世紀這兩個大的時段。

新中國成立之后,因為我們黨“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越來越嚴重”,因而,在文學和文化領域里充滿了連綿不斷的思想斗爭與政治運動。一些具有新意和銳意的創作傾向和一些理論觀點常常被看作錯誤傾向,并上升到政治層面來對待,這使文學創作的繁榮受到一定的影響,文學事業的發展也歷經了種種曲折與坎坷??偟膩砜?,這個時期的文學事業是在“左傾”政治的壓力下,負重生存,迂回前行。

在文學創作方面,由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和實行,以及文學界各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動,“十七年”間在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方面,都產生了不少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保青山林”(《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山鄉巨變》《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思想性與藝術性有機結合的佳作力構紛至沓來,以持續性的豐收和標志性的成果,形成了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生活題材小說創作的雙峰并峙,并促動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

從1979年“四次文代會”到現在,即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是當代文學中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特別重要的四十年。新時期到八十年代文學問題的大論爭、文學創作的新探索,促進了創作的持續活躍與理論批評的極大發展,更促動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的不斷轉變與更新。文學在“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廣闊天地里,在生活領域不斷開掘,在藝術表現上努力探索,在拓展現實主義創作的基礎上,以引進和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的有益養分的推陳出新,實現了文學創作的多元化。進入九十年代后,面臨市場化大潮的強勁沖擊,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通俗文學的強勢崛起,文學在尋求人文精神的堅定持守的同時,以適應市場變化的種種調整,在長篇小說創作、報告文學寫作等方面,取得多樣化的突破,并使建立于個性化的先鋒性寫作、市民化寫作和個人化寫作成為基本定勢。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文藝創作和文藝傳播的大力發展,使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新群體,出現了新形態。網絡小說的類型化使網絡文學自身得到極大發展,由此也帶來各種觀念的相互碰撞,各種手法的相互交織,各種趣味的相互雜糅,使得介入文學的元素混雜了,影響文學的力量增多了,中國當代文學遇逢了新的機遇,出現了新的格局,也遇到了新的問題,面臨了新的挑戰。

文學創作方面,無論從作家的代際與群體,文學的體裁與題材,還是作品的寫法與樣式,力作的數量與質量,都前所少有地多元與豐富。由中國作協主持的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駿馬文學獎等國內重要獎項,不斷推出一批一又一批的精品力作;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獲得雨果文學獎、曹文軒獲得安徒生文學獎等,都是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重要收獲。我覺得,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累累成果加上“十七年”的重要成就,共和國的七十年文學已成為中國歷史上無愧于時代并卓具時代特色的重要文學時段,已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并以獨特的民族氣韻躋身于世界文學之林。

黃平:您覺得七十年還有哪些重要作家、文學現象需要進一步研究?

白燁:當代文學中的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也都需要進行深化研究。我覺得,在這一方面,沒有誰被完全忽略了。但是,大多數的研究偏于代表性作品的具體性研讀與細讀性評論,作家的創作發展與藝術特色,尤其是結合所處的時代與環境給予歷史性的考察和整體性的研究的,好像明顯欠缺。在這一方面,當代文學研究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和發展空間。

另外,我覺得在重要的文學現象方面,1960年代的文學,關注與研究都很不夠,在一些有影響的當代文學史著述中甚至被完全逾越,忽略不計。這一時期的文學,從創作到評論,確實單調和蕭條,但陸續發現的一些諸如“白洋淀詩歌”和“《山花》現象”等,也是這一時期的文學存在,而且與后來的新時期文學也不無關系,很值得予以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黃平:七十年來,現實主義一直是主要的甚至是主導的文學思潮,請您談談對現實主義的看法,現實主義還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您覺得發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白燁:確實,對七十年來波瀾壯闊的文學潮動細加檢省,我們不難發現,現實主義既是當代文學起始的源流,又是七十年文學海納百川的文學主潮。正是現實主義寫法的不斷更新,現實主義精神的頑強堅守,使現實主義構成中國當代文學最為濃重的底色與最為強勁的主導,促進并帶動七十年文學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單從長篇小說的創作來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閃耀著現實主義光輝的兩類寫作就有人們習稱的“三紅一創”,“保青山林”,以及趙樹理的《三里灣》、孫犁的《風云初記》,歐陽山的《三家巷》等。而在新時期之后,榮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和一些為讀者喜聞樂見的作品,均為洋溢著充沛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力作,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張煒的《古船》、余華的《活著》、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王安憶的《長恨歌》、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張平的《抉擇》、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周大新《曲終人在》等。

現實主義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三十年的頑強堅守,在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的蓬勃發展,在不同時期都給我們提供了如實反映時代的生活與情緒的精品力作,給當代文壇培育了一大批不同代際相互銜接的重要作家。這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也以光彩的一頁載入中國當代文學的史冊。與此同時,現實主義七十年的堅持與發展,突破與新變,也在現實主義的自身演變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與問題,提供了不少值得總結的規律與經驗。

從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來看,現實主義似乎時隱時現,時強時弱,這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回過頭來再看,在這期間出現的各種小說創作手法,其實都為現實主義提供了很好借鑒,有的探索則直接豐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段,包括其精神內涵。在進入新時期不久,小說創作中不時吹來令人欣喜的新風。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風》等中短篇小說中對“意識流”手法的巧妙運用,因為“意識流”運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對人物的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實現了由主觀感受折射客觀世相的特殊效能。隨后,一些超越傳統文學寫作范式的傾向相繼出現,既使現實主義一枝獨秀的局面開始打破,又使現實主義的寫法不斷刷新,其中比較典型的,如蘇童、格非、孫甘露、余華等作家運用“先鋒派”手法表現人物荒誕遭際與詭異命運的“新歷史小說”,阿城、韓少功、鄭萬隆、李杭育等作家把當下現實生活與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遺存”當作描寫對象的“尋根小說”。嚴格意義上說,無論是“新歷史小說”,還是“尋根小說”,都沒有脫離現實主義的路向,但他們超越傳統寫法的文學實驗,卻顯然使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小說創作,呈現出別樣的色調和色彩,使得現實主義的寫法更加開放了,又使現實主義的文學延展了。

現實主義進一步發展的突破口,我覺得還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藝術手法上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兼收并蓄,使現實主義不斷具有超越傳統模式的藝術表現力;另一個是內在精神上的深化與強化,這一點也許更為重要。在我看來,現實主義文學,起點是現實主義的手法,要點是現實主義的精神?,F實主義精神主要體現為在創作中對人的一種高度關注,對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以及命運的關注。因為關注人的現狀、人的發展,所以會對環繞著人的環境的一些問題進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現實主義精神里一定包含著批判性和抗辯性。因此,現實主義精神里邊有一個重要的內核,那就是人民性。事實上,從作品的閱讀感受與傳播影響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評、在讀者中更受歡迎、在社會上更有影響的,也主要是那些眼里有大眾、心里有人民的作品。從寫作手法到內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為中心”落到創作的實處,化為藝術的成果,這應該是現實主義文學所以經久不衰,現實主義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文學現象分述

黃平:中國當代文學一個最大特點是地方文學發展各有特色,各地作協對此也大力推動,您怎樣看待這種地方文學的發展?

白燁:地方特色確實是中國文學的最大特征。借用費孝通的“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的說法,也可以說“從基層上看,中國文學是地域性的?!倍赜蛐缘暮诵脑?,就是鄉土性。

文學與地理的關系非常密切。正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樣,“一方水土養一方文”。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就從詞章、藝術等方面,論述過南北藝文之差異,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泆纖麗之文”,“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等。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文積淀造就不同的文化底蘊,不同的文化底蘊孕育不同的文人與文學。所以,地域性往往是一個作家最為明顯的文化標記,由此也形成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獨特性和辨識度。如莫言與山東高密,賈平凹與陜南商州等,都是較為典型的例證。

宏觀一點來看地域性,各個省市區的文學都各有自己卓具代表性的作家,甚至引人矚目的作家群體,使得各個地方的文學各顯其長。如河南文學、河北文學、山西文學、山東文學、陜西文學、湖南文學、四川文學等,名家較多,實力雄厚,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大省。我更看好的是江蘇文學,他們從“40后”“50后”“60后”,到“70后”“80后”“90后”,都有重量級的作家,而且代際銜接緊密,總體實力更高別人一籌。

實際上各省區文學的內部,也有小的地域性的現象,值得人們關注和研究。如江蘇的里下河作家群,蘇州作家群;河南的南陽作家群、周口作家群;四川的巴山作家群、康巴作家群;寧夏的“西海固”作家群;貴州的黔北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等等。他們立足于本省,輻射向全國,既是本省文學的主要支撐,也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接地氣、有生氣的基本力量。

黃平:您一直著力于青年作家的提攜,對于文學新潮多有發現,能否請您作一簡要回顧,對于當下青年作家的寫作,也請您談談看法。

白燁:我對于青年作家的關注,始于新世紀之初與“80后”作者群體的接觸。2003年北京春季圖書訂貨會期間,北京開卷圖書研究所找到我,說他們要召開一個“青春寫作”的研討會,邀我參加。我找來了郭敬明、張悅然、韓寒幾個人的作品看了。因為讀了他們的作品,心里就有了底。因此,我在會上說道:青春文學作者和青春文學作品,確實既不是編輯做出來的、也不是媒體炒出來的,應該說,是他們自己冒出來的。這些作者各有才華、各有特點,他們有讀者,有人氣,確實并非偶然。

在這個座談會上發言以后,許多人知道我在關注“80后”的寫作,于是開始有人找我。在2004年初,以“80后”為主體的蘋果樹網站編選“80后”的作品集《我們,我們——80后的盛宴》,請我寫序。書稿有100多萬字,收了76個作者的作品,把“80后”中比較突出的作者差不多都一網打盡了。書出來以后,我們和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頻道一起做了一期節目,請來各地共二三十位“80后”作者,在北京聚了幾天。和他們有了更多的接觸之后,我越發覺得這個現象很值得關注,而主流文壇、傳統文壇并沒有真正而切實地關注過他們。然后我在一些場合開始提“80后”,包括接受媒體采訪,為“80后”作者的作品作序等,也包括2006年間與韓寒在網絡上的碰撞(“韓白論爭”)等。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要講述過對“韓白論爭”的自我看法:回想這一事件,在看似偶然之中,的確也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我對于“80后”的評說中,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文壇與文人的視角與觀念,如“走上了市場,未走上文壇”等等,而韓寒作為具有叛逆情緒的代表,把我看成了傳統文壇的一個代表。因而,借用批判我來顯示他們的存在與力量,這種兩代人之間的文化沖突與觀念碰撞,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我不幸或有幸被撞上并由我的文章而引發。這一事件的一個連帶作用,是把“80后”這樣一個代際概念,“炒”出了文學圈子,“炒”向了社會大眾,使“80后”成為一個焦點現象和熱門話題,為更多的人所知曉和所關注。

我雖然在走近“80后”,尤其是“韓白論爭”中,受了一些誤解與委屈,但卻并沒有減斂我關注“80后”的熱情,我仍不改初衷地為他們搖旗吶喊,甚至還更為執著、更為堅定。這在我,是基于這樣一些認識。第一,“80后”是一個既在成長,又在分化的文學群體。作為注重“自我”,張揚個性的一代,“80后”其實是由豐繁個體構成的多樣群體,這一群體與我們這一代有諸多的不同與差別,而正因存在著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為存在差異,才需要對話,并在這種走近與對話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變。第二,“80后”們所置身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日趨豐繁復雜甚至曖昧難辨,而他們所具有的經驗與能力,在應對這種復雜與曖昧時,常常顯得簡單和稚嫩,這使他們的成長,不僅不很順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難度。作為他們的長輩,我們有責任以我們的方式和能力,去幫助他們,以使他們減少迷茫,添加清醒,增強自信。第三,從文學的代際更替來看,我們的文學、文化隊伍,必然要由“80后”中的從業者接續上來,從后備軍成長為主力軍。事實上,他們中有一些作者懷抱著高遠的文學理想,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耕耘,艱難跋涉;還有一些作者雖傾心于網絡文學與類型小說的經營,但卻在寫作的過程中,表現出靠近傳統文學的傾向。這些作者,都需要以評論的方式給予關注,施予助力,以促進他們盡快地成長與進步。

我們現在所說的青年作家,實際上包括了“80后”和“90后”??傮w來看,樣態既比較分散,群體也比較分化,有靠近嚴肅文學的,有靠近流行文學的,還有從事網絡文學、影視文學的??拷鼑烂C文學的“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這些年都有很大進步,事實上已經成長為當下文學創作的生力軍。至于以“80后”為代表的青年作家的寫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真正需要努力和解決的,可能還不是具體的寫作方面,而是隨著人生上歷練與文學上成長,文學視野上需要進而拓展,文學追求上需要更加執著,生活積累上需要不斷豐厚。這些問題是更為基礎性的,這些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或者逐步更新。

黃平:就當代文學評論而言,您如何看待七十年以來文學評論的發展,以及當下的文學評論現狀?

白燁:當代文學評論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重要一翼。作為整體文學事業的重要構成,文學評論在建國以來各個時期的文學發展中,砥礪奮進,破浪前行,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說七十年的共和國文學是一部波瀾壯闊的雄渾史詩的話,那么,文學評論一定是其中最為動人的精彩華章。

七十年文學可以分成幾個大的文學階段來看,文學評論與此相適應,也可分為這樣幾個大的時期來觀察??偟膩砜?,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一樣,在七十年間呈現出了不同時期的繁榮與發展,但具體到不同時期,又表現出不盡相同的文學風景,從而也折射出不同時代的濃重身影。

“十七年”中的文學評論,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下,時常受到各種各樣力量的制約,但在作家作品的評論方面,還是盡其所能地取得了不小的收獲,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這主要表現在對新人新作的推介和精品力作的品評兩個方面。五十年代中期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錢谷融的“文學是人學”論,六十年初期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提出的“寫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雖然都被當作錯誤言論受到不應有的對待,但都可視為特殊環境下的理論與評論的重要收獲,在當時和之后也產生了一定的反響。

文學進入新時期之后,最緊迫的任務是在理論思想上正本清源,對被“四人幫”一伙徹底搞亂的文藝思想進行撥亂反正。同時,對于那些勇于直面現實的文學創作,予以積極支持和熱情鼓呼。這一時期,在改革開放時代春風的鼓蕩下,文學也被置于一個不斷開放的環境與氛圍,文學與社會生活密切互動,與文化思潮相互連通,這使文學評論有了更多可以汲取的營養,可以吸納的能量,從而煥發出了新的活力,表現出強勁的戰斗力,起到了為新的文學創作保駕護航,為新的藝術探求鼓勁加油的重要作用。八十年代中期,文學理論界相繼開展了“文學主體性”和“新觀念、新方法”等的討論,一些敏感的評論家受到啟發,把“主體性”的理論思想引入文學批評實踐,使從主體性角度評論作品成為一時的風尚。這一時期的文學評論,因為一頭與此起彼伏的文學理論探討相連接,一頭與活躍的文學創作相聯系,總體上表現出一種姿態多樣與樣態多元的豐繁狀態。因批評的資源借鑒與理論依托的不盡相同,偏于文學思潮的評論有之,偏于新觀念新方法的評論有之,偏于文本細讀的評論有之,偏于傳統美學的評論有之,這使八十年代的文學評論,堅定地超越了單一的社會學評論,而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而在人才與隊伍建設方面,因一大批青年評論家的不斷涌現和相繼崛起,這一時期的評論隊伍前所少有地呈現出老中青有機銜接、幾代人同心協力的繁盛局面,這無疑是文學評論在評論實踐中收獲的最為重要的成果。

文學創作在九十年代漸漸顯現出長篇小說的崛起與個人化寫作異軍突起的基本傾向。文學評論在這一時期也把注意力轉向長篇小說創作的觀察與評論。從九十年代前期的“陜軍東征”等現象,到后來對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等重要作品的評論,都對長篇小說的創作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動作用。而在個人化創作傾向的關注方面,則主要表現為對“新生代作家”“70年代寫作”的分析與評論。這些評論有肯定,又有批評,入情入理的評論有助于理解這些文學新人的得失所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新一代文學評論家在研讀新的文學現象、解讀新人創作方面的意識的增強與能力的增進。

文學進入新世紀,雖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文學的自然延伸,但卻日益帶有屬于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的諸多時代癥候。從新世紀文學步入第五個年頭開始,人們開始研究“新世紀文學”的概念與內涵、特征與意義等??偟膩砜?,市場化、都市化、網絡化、多元化、非精英化等五大元素的相互交織,構成了新世紀文學的基本樣貌。這樣的一個復雜的文學形態,也給文學評論提出了挑戰,也提供了機遇。文學評論在應對這樣的從價值觀念到文學形態都充分多元化的過程中,也相應地實現了自身的多樣化發展。概要地來看,這主要表現為文學評論的四種基本形態的逐步形成和成為常態,這就是以熱讀與時評為特征的評論,以文學史眼光和尺度為特色的評論,以作品研討為方式的評論,以文化研究為依托的評論。

總的來看,七十年的文學評論,走過了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和重要的成就,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留下了不少難忘的教訓。這些也是七十年文學評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深刻汲取。我以為,主要有四個方面:1,健康的評論需要觀念的拓展;2,評論與理論需要融合發展;3,批評家需要進而加強主體性的建設;4,評論也要“尋找自己的句子”。

客觀地說,文學批評跟當下的文學現狀還是不相適應的。在文學評論中,宣傳取代研究,表揚多于批評,微觀勝于宏觀,是確實存在的問題。面對俗化的文化環境和繚亂的文學現狀,批評家需要增大社會責任心,增強歷史使命感,并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審美高端的感知,觀察現狀,洞悉走勢,仗義執言,激濁揚清。要超出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的一般關注,由微觀性現象把脈宏觀性走向,由代表性現象發見傾向性問題;該倡揚的要敢于倡揚,該批評的則勇于批評,對于一些疑似有問題的傾向和影響甚大的熱點現象,要善于發出洞見癥結的意見和旗幟鮮明的聲音。要通過這種批評家自身的心態與姿態的切實調整,強化批評的厚度與力度。

但文學批評的更大問題,是以縮小了的批評面對一個放大了的文壇;以相對傳統的批評面對一個活躍不羈的文壇。這種事實上的不對等和不平衡,正是批評的難處與挑戰之所在。因而,文學批評需要自立與自強,也需要人們的理解與支持。

三 研究會工作及其他

黃平:文學社團對于當代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您長期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請您談談研究會方面的工作與情況。

白燁:作為民間形態的文學社團,是文學組織的重要構成之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是隨著新時期文學的興起而組建的,是新時期最早成立的一批學會之一。研究會是在原十所高校組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編寫組的基礎上,進而擴大創會成員,于1979年8月在長春召開的第一屆學會年會上成立的。當時,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都日漸活躍,各個高校都紛紛開設當代文學課,這些都需要一個相應的學術團體把大家組織起來,進行學術交流,促動學科建設,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研究會的第一任會長是馮牧,第二任會長是朱寨,第三任會長是張炯,他們各做了兩屆。到2010年,張炯的年齡超出了民政部規定的年齡界限,大家就推舉我當了第四任會長。我當會長,并非我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研究會由社科院主管,我擔任會長,聯系與管理起來都比較方便。當時的副會長,個個都是學術大家,如雷達、吳思敬、陳思和、於可訓、孟繁華、程光煒等,誰出任會長,都合情合理。大家所以推舉我,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愿意拿出一定的時間與精力花費在研究會的義務性工作上。

從八十年代以來,研究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術年會,平時也經常舉辦新的文學現象研討會和作家作品研討會。八十年代初期,于云南昆明召開的當代詩歌研討會,于北京召開的王蒙近期創作研討會,于北京舉行的中日學者對話會,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研究會還參與創辦和主辦了一些文學刊物,如《詩探索》《作品與爭鳴》《當代文學研究叢刊》《評論選刊》等,這些在當時都對促進文學創作、活躍評論與研究,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我擔任會長以來,除去按照研究會的慣例,開好兩年一次的學術年會,舉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討會,還根據文學的新變化和新走勢,著重推進了兩個方面的工作,這也是我感覺比較緊迫的急務。一個是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顯得相對傳統,已經不能適應變動不居的文學現狀;一個是老學者、老教師退休的較多,而年輕的學者和青年教師參會的還不多,需要大力吸收和培養批評與研究的新人。因此,我們在研究會下屬機構上,組建了“新媒體文學委員會”和“青年批評家委員會”。一方面把研究的觸角伸向網絡文學,與三江學院合作開設網絡文學編輯專業,為網絡文學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后備人才;一方面加大“80后”等青年學者入會的力度,并在年會上開設“青年論壇”專場,給年輕學者提供亮相的平臺和交流的契機。從2018年之后,我們跟相關院校合作,每年舉辦一個全國性的“青年論壇”,給年輕的當代文學學者提供一個亮相和發聲的舞臺,讓年輕學者得到更多的鍛煉,使他們盡快地成長和成熟起來。

黃平:您在文學出版方面也頗有成就,能否簡單談談您在這方面的經歷與經驗?

白燁:我個人的工作經歷,實際上主要是兩個階段,一個出版社的文學編輯,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在出版社,以編輯為主,評論為輔;在研究所,以研究為主,編書為輔。

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工作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將近20年。那個時期,從社會到文學都是百廢待興,活躍不羈。因為我當時已經涉足評論,所以對當時的文學發展生動狀態和文學論爭的活躍情態,倍感興奮,也密切關注。在文學編輯中,特別想組編一些有新意又有分量的理論批評著作。我在出版社編輯的第一本書是《歐美作家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一)(二),費盡辛苦編完,字斟句酌校完,一本泛著油墨清香的新書擺在面前,心里真是有說不出的喜悅與滿足。八十年代,我的主要興趣在理論方面,因此,編輯的幾乎全部是文學理論方面圖書,如《海明威研究》《新小說派研究》《新批評研究》《現代派論·英美詩論》等,還以本社編輯部名義編選了《小說文體研究》《文藝與科學研究》等文學研究新走向的論文選本。九十年代,出版社要求文學編輯室出一些讀者多影響大的圖書,我為此主持編選了“海馬文學叢書”,《楊絳作品集》《史鐵生作品集》,主持策劃了“外國散文精品叢書”“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等。這些圖書在一個時期,都成為了出版社的看家圖書。文學編輯是一個特殊的行當,需要懂專業,更需要有創意,把兩者結合起來在市場上取得切實的成果,確實不易,卻也確實誘人。

我在從事編輯工作之余,也間或從事文學評論。而編輯工作本身,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像編輯《歐美作家論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新小說派研究》《新批評研究》等圖書,我就一邊編稿子,一邊抄卡片,積攢下來的“名家論文學”的卡片有數百張之多,現在寫文章還會經常用到。

到文學所之后,以研究工作為主,但編書的事一直還在做。除去主編所里交付的《中國文學研究年鑒》、個人承擔的《中國文壇紀事》和《中國文情報告》,還先后與閻綱等人合作編選了《中外著名作家中篇小說選》(四卷),與雷達共同主編《文學作品年度選本》,與于青共同主編《世界情愛名著博覽》,獨家主編《世界著名文學獎小說選》(四卷),《青春文學十年精選》(五卷)等,今年還主編了《70年文學評論選》《共和國文學記憶》等。編輯各種各樣的文學圖書,實際上是另一種文學介入,這除了為人們提供必要的資訊和積累重要的文獻外,也使自己保持了一種對于文學現場的參與,對所從事的文學評論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面向讀者的意識,面向市場的考慮,等等。這使我比別的評論家更為關注作品之外的相關因素,從而更接一些地氣。

黃平:目前文學界很重視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在您看來,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現狀如何,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哪些?

白燁: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跟過去即四十年前相比,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比較重要的圖書類文學作品的對外譯介,數量在逐年增多。在這一方面,有一個中介環節很重要,那就是外國的漢學家、翻譯家,他們根據自己的閱讀趣味和讀者需要,會選擇一些重要的作家的新作品進行翻譯介紹。被他們所關注的作家,自然譯介的作品就比較多,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閻連科、劉震云、賈平凹、王安憶、阿來、麥家等。這些年因為在國外榮獲大獎,劉慈欣、曹文軒的作品也譯介較多。還有一個方面,是國內對外的文學雜志對于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介紹,也比過去有很大進步。過去,我們有一個社科院外文局主辦的《中國文學》,現在又有《人民文學》的外文版(12種),這些雜志構成了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短篇作品的主要窗口。網絡小說的對外譯介,是這些年新發展起來的,有關資訊表明,北美,東亞,東南亞和中亞都有專門翻譯中國網絡小說的文化公司,因此,中國網絡小說的對外譯介也在與日俱增。

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跟過去相比有很大進步,但比之于當代文學切實具有的成就,以及中國文學應有的影響,仍然數量不多,影響有限,存在巨大的差距。這里的主要問題是,過去主要依靠漢學家、翻譯家的作家選擇與作品翻譯,我們自己相對比較被動。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意識到了,而且正在著力解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這幾年相繼推出了“經典中國”“絲路書香”工程,中宣部和中國作協也開始實施“中國當代文學精品譯介工程”。這些工程或包含了文學作品,或以文學作品為主,由國家出資推動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就有了可靠的保證,而且在作品的翻譯語種上,也不作限制,也就是說一部作品會涉及到多個語種。相信隨著這些“工程”的不斷推進,中國文學對外翻譯的不如意的狀況,一定會不斷改觀。

黃平:最后一個問題,在日益走向人工智能的時代,您覺得人工智能有一天會影響乃至改變文學寫作嗎?

白燁: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平時根本不往這上邊想。

我注意到有報道稱:人工機器人可以寫作一些應用性文稿。據說騰訊寫稿機器人不到1分鐘就寫好了關于烏鎮互聯網大會的報道。甚至在上?!端寄衔膶W選刊》的一次文學作品的評選活動中,一個叫做“谷臻小簡”的人工智能系統還出任“評委”。這些都是有趣的嘗試,但在我看來,也只是有趣的嘗試而已。

據說人工智能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但離不開算法和軟硬件的支持的人工智能,可能也有它學不來、做不到的東西,那就是人在文學創作中的無邊無際的想象力,靈活機動的創造性,以及獨特的情感表達與微妙的心理變化。技術就是技術,不可能替代藝術。因此,雖然我們日益走向人工智能的時代,但我一點也不擔心人工智能對于文學寫作的革命性影響。我對“文學是數學”表示極大的懷疑,我堅信“文學是人學”。

白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黃平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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