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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斌字畫引出《紅旗譜》出版“內幕”

來源:文匯報 | 倪斯霆  2020年01月20日08:01

《紅旗譜》

1985年11月,梁斌在家中為《天津書訊》題詞

1982年11月底,我供職的《天津書訊》在推出創刊號不久,為了滿足讀者對老作家的關注,同時也為了彌補創刊號缺乏“儀式感”的遺憾,決定從來年第一期起,連續兩期刊登有影響的新老作家的“題詞”和“新春寄語”。在列出的一長串組稿名單中,大家不約而同地將生活在天津的梁斌和孫犁排在了“首席”。那時我進編輯部時間短,年輕好勝,為了顯示“能力”,在領導安排組稿人員時,主動請纓去找梁斌。

梁老的家坐落在天津幽靜的南海路永健胡同六號,兩樓兩底。這里原來是另一著名作家海默的住宅,1960年,海默由天津調北京電影制片廠任編劇,此樓便經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魯荻斡旋轉給了梁老一家居住?;蛟S是一種巧合,就在這一年,梁老的名著《紅旗譜》由北京電影制片廠和天津電影制片廠聯合拍攝成故事片,而其編劇之一便是海默。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梁老的工作間不像書房更像畫室。碩大的畫案上鋪著毛氈擺著筆架,書柜里碼著整卷宣紙與字畫,一盆盆造型各異的綠植擺滿了窗臺與桌案,即使在冬天也顯得滿屋春意盎然。矮胖的梁老那天頭戴一頂淺色毛線帽笑呵呵地對我們說:“《天津書訊》有書卷氣,接到你們的電話后我已寫好寄語?!闭f完便將一個大信封遞給我。打開一看,是一幅國畫和一篇小稿。但見兩尺高立幅宣紙上畫有兩株老梅綻著新蕊,右邊寫有四個大字“新春寄語”,而小稿則名副其實地體現了畫中之意。因這篇小稿在目前出版的梁斌所有文集和選集中均未見收入,現為保存史料計,特轉錄如下:

欣欣向榮的1982年即將過去,蓬勃發展的1983年又將來臨。我們在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無不急起直追,無疑的,在出版發行事業上,也將圍繞著以共產主義為核心的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貢獻。

《天津書訊》我已經看過。它以新鮮活潑的姿態出現于天津書報業之間。在新的1983年里,我們希望她更能成為一種亭亭玉立的精神食糧,給予作家與讀者以助力。這就是希望她能成為出版家、發行家、作家、讀者中間的一座橋梁:互通消息,交換情況。

希望《天津書訊》出現各位作家的創作情況、書簡、小品、出版發行家的書刊評介、理論家的短評、讀者的反響。此外,畫家與書法家也不能例外,就算是“書畫之頁”吧。這就是熱熱鬧鬧的一臺戲。我作為一個作家,希望得到她的幫助。等看這一出熱鬧戲!

想不到的是,梁老的書畫與“寄語”在《天津書訊》1983年第一期刊出后,很快便引來了曾編發過《創業史》《紅日》《烈火金剛》《朝陽花》《阿詩瑪》等名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黃伊的來稿。更為難得的是,在這篇《在我印象中的梁斌》的文章中,還曝出了當年《紅旗譜》出版后與再版時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20多年以前,梁斌的《紅旗譜》出版。當時,我是一個小編輯,沒有那樣大的榮幸和能耐,擔任該書的責任編輯。但我近水樓臺,借讀了該書的校樣,深受感動。我覺得一個大作家已經誕生。這本書出版于1958年1月(本文作者按:此處回憶時間有誤?!都t旗譜》最早于1957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時黃伊任該社編輯,其后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我在同年3月11日的上?!督夥湃請蟆飞习l表了一篇題為《戰斗的旗幟》的評論文章,向華東地區的讀者推薦這部作品。文章雖短,但因為它是第一篇評論《紅旗譜》的文章,梁斌看了十分高興,從此我們成了朋友。

后來,因為“左”的思想盛行,對作家多所指責,出版社和梁斌的關系一時弄得很僵,幾次和梁斌的談判都崩了。一些當事人只好退居第二線,由二三個年輕人出面做他的工作。我因為和梁斌有那么一點交情,而且在心底里是同情他的,所以我也擔負了修補籬笆的工作。我先后幾次到北京錐把胡同的河北駐京辦事處、保定文聯和天津他的家里和梁斌交朋友,敘友情,終于慢慢取得了對方的信任,彌合了裂縫。

后來,因該書原來的責任編輯蕭也牧早已故世,編輯室指定我擔任該書重印時的責任編輯。我在處理此稿過程中,凡發現疑問均與梁斌商量解決,因此相互關系比較融洽。開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時,我在會場門口碰到他,不管周圍有多少名作家彬彬有禮地走著,互相輕輕地打著招呼,他只顧一把摟著我的腰,和我一起走進會場,就像在他老家蠡縣趕集一樣。

隨后,黃伊又將梁老與另一位老作家艾蕪進行了比較:“一般作家都有那么一點架子,有些還很難侍候。但是,我遇到的兩位大作家卻一點架子也沒有。一個是艾蕪,另一個就是梁斌。十二大召開時,我知道艾蕪是代表,四處打聽他們四川代表團的駐地,因為《百煉成鋼》要重版,不知他修訂好了沒有?我正焦急,他自己坐公共汽車找我來了。70多歲高齡的老作家、十二大代表艾蕪親自把《百煉成鋼》修訂本送給我。梁斌和艾蕪一樣樸實。假如說艾蕪像一個教書的先生,梁斌卻像一個河北的村干部。艾蕪輕輕地走,誰也不驚動,到我們的辦公室來送修訂本;而梁斌卻拿著一個沉甸甸的白布包,里面包著一大包稿子來找我。傳達室的老頭還以為是我們從前下放時認得的村干部來給我送紅棗呢!”

文章最后,黃伊寫到了他與梁老的“禮尚往來”:

有些投稿者有一種誤解,以為要發表作品,得給編輯送香油,送點心。我和梁斌交往20年,幫他出了不止一本書,說老實話,禮物是有的。這幾年,他送給我的禮物有《翻身記事》《春潮集》《播火記》《烽煙圖》。每送一本書,上面都寫有“黃伊同志正之”,除了簽名,還蓋了一個大圖章。禮尚往來,我也把我編選的《蕭也牧作品選》回贈給他。梁斌在創作的余暇,喜歡寫寫字,畫幾筆松樹、石頭。我請他寫一個條幅給我作紀念,他寫了斗大的“響導”兩個字送給我。我花了10元錢,請人裱上,掛在我的書房里。

為了慎重起見,在刊發此稿前,我再次來到了梁老家中核對事實。梁老閱過文章,只是輕輕一笑,隨后告訴我,黃伊是個好編輯。此文在《天津書訊》1983年12月15日發表后,曾被幾家媒體轉載,不知后來是否收入黃伊的作品集中。如今,隨著《天津書訊》的散佚和當事人的先后故去,這已是一篇難得的當代出版史料。

此后,我還去過梁老家幾次。1985年11月,在《天津書訊》報創刊三周年之際,梁老當著我的面題寫了書法賀詞“慶祝天津書訊報創刊三周年 讀者福音”。有趣的是,梁老先寫了一張“讀者佳音”,后覺不妥,又改寫成“讀者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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