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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 ——追憶邱世友師

來源:《古典文學知識》 | 吳承學  2020年01月20日07:48

我讀大學時,最喜歡的科目是先秦文學。究其原因,是喜歡任課老師盧叔度先生。他是剛從系資料室解放出來的老“右派”,性豪爽,喜品藻,任誕簡傲,恍若《世說新語》中人。我的畢業論文是由他指導的,那時一門心思就想考盧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現當代文學兩個專業招研究生。盧先生建議我報考批評史,他介紹說,導師黃海章、邱世友先生學問、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那一年剛好是文革結束后第一批入學的77級畢業了,報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額又極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的本科同學陳平原兄考上吳宏聰、陳則光先生的碩士,我和孫立則有幸成為黃海章、邱世友先生的開門弟子。黃海章先生當年已85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歲,按當時的說法,仍屬“中年”教師。

邱先生長得端方厚實,慈眉善目,一臉佛相,卻不善言辭,遲緩的語言追不上跳躍的思維,往往造成表達上的斷裂和空白,甚至有點小結巴??鬃釉f:“剛毅木訥近仁?!蔽易x到此語時,往往就聯想到先生。先生專題課內容主要是《文心雕龍》與詞學,內容便是他已撰寫或準備撰寫的文章。剛一接觸,內容頗感艱深難解,久而久之,我們逐漸習慣以課前預習、課后補習的方式,去彌補先生在講課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邱世友先生(1925-2014)

1984年,我們碩士畢業,孫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獻所,都在先生身邊工作,被人戲稱為邱公的“哼哈二將”,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這一年,他剛好60歲。慚愧的是,我們沒能幫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繼續在他的指導下讀書。每次見面,仍是談學術為主。先生間或回憶自己的生活,談到中文系諸位前輩如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冼玉清、王季思等先生的掌故,這些話題比較輕松。但也有沉重之時,比如談到他的老師詹安泰先生1958年以后的生活遭遇,先生就悲從中來,不能自禁。

當年,我在古文獻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車王府曲本”,但我的學術興趣不在俗文學而在傳統詩文與詩文批評研究。那時,中山大學的文學批評史專業還不能招博士生,而復旦大學則是海內外首屈一指的批評史研究中心,我想報考王運熙先生的博士,邱先生甚為支持。他比王先生大一歲,也是好友。邱先生《文心雕龍探原》一書,就是王先生作的序。1987年,我隨王先生讀博士。1990年畢業,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歲,辦理了退休手續。

先生退休后,我和孫立招收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研究生,仍請先生為學生講授專題研究課程,繼續傳承其學術。先生很支持,也很樂意,能傳授學術,對他是件快意的事。何志軍同學曾寫過《憶邱師授課》一文,提到當年先生為他們講授詞學課的情景:

邱師與學生隔桌相對而坐,課中常逸興飛揚,曼聲吟哦詞作,以印證詞論。時當盛夏,邱師額上汗濕白發,清晰可見。我至今還依稀記得邱師抑揚頓挫、夾帶方音的普通話:“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長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致無書。書縱遠,如何夢也都無?”“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詞學精微,淺學者確不易聽懂,某次一位大齡夜貓學生竟在邱師眼皮底下伏桌酣睡,邱師亦不以為忤。

寫得頗為真實傳神。2005年中山大學成立文學社團“粵雅詩社”,我們延請先生任指導教師,他也欣然俯允。

1993年夏天,我們“哼哈二將”陪先生同往內蒙古師范大學主辦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會議。從北京到內蒙古,途中的云岡石窟與北岳恒山自然成為我們的考察對象。那時科研經費和交通都非常緊張,飛機票買不起,火車票又一票難求。我們的路線是乘火車從廣州到北京,然后再轉內蒙古。為了節省時間和經費,我們到京后即連夜轉乘去大同的慢車。因臨時上車,沒有座位票,三人硬是擠上火車,火車過道擠滿了旅客。那時的火車沒有空調,時當盛夏,燠熱難當。我和孫立干脆鉆到座位底下躺下,騰出位置,讓先生在過道坐下來。先生那時年屆七十,身體尚顯強壯,第二天一早到了大同,我們馬上就去游覽了云崗石窟和北岳恒山。一路上先生興致很高,毫無疲態?;叵肫饚熒水斖碓诨疖嚿系木狡惹榫澈陀斡[名勝的快樂,歷歷如在眼前,又恍若夢中。

2006年暑假期間,先生因心腦血管病兩度入院,裝心臟起博器,雖無生命危險,但語言能力已大損。年底,相伴57年的師母病逝,經此變故,先生體質日趨衰弱,多次中風,且患糖尿病,常住醫院。2013年起,他雖然保持生命體征,但一直處于植物人狀態。我們仍按時去醫院看望他,原本談笑風生的先生,臥在病榻上毫無知覺,令人無助而傷心。有一次,我和孫立、張海鷗、彭玉平諸君到醫院探望,海鷗兄大聲呼喊著邱老師,他一直緊閉的眼睛突然流出淚水。我們希望有奇跡發生,此后先生卻再無反應。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兩年的先生安然辭世。

我一直以為先生身體很好,直到2006年先生兩次中風,體質明顯下降,我意識到應該為紀念先生做點準備工作,便著手編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學校檔案館找到歷年先生的個人總結及相關材料,據此編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審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樓續集》,便將此年表作為附錄。

在編寫先生年表過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與學術歷程,因而對先生有一個更為系統的了解,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先生1925年出生于粵北連縣,父親早故,先生為遺腹子,母親獨力撫養。少時多病,然有志于學。18歲時,母親病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1944年考入中山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1948年畢業,任文學院教師。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學學習工作了70年。

中山大學古代詩文研究有兩個重要傳統:一個是中國文學批評傳統,從陳鐘凡、方孝岳、黃海章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另一個是詞學傳統,從陳洵、詹安泰、黃海章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先生在文學批評史與詞學領域都淵源有自,傳承和光大了中大的優秀傳統。他在詞學、《文心雕龍》方面的成就享譽海內外。他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主要著作有:《水明樓小集》《詞論史論稿》《文心雕龍探原》《水明樓續集》《邱世友詞學論集》等,這些成果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與尊重。先生在治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這種風格就是他所喜歡的況周頤詞學中“拙、重、大”三個字。拙,就是古樸深摯,不巧,不滑,不浮,不淺。先生研究每一理論,總是從最原始的詞義與材料出發,實事求是,無浮夸,不取巧。重,是厚重,先生非常有理論上的創造性,眼界開闊,立意深沉,筆力厚重,氣象雄渾。大,是格局大,邱先生治學不但精于國學,對于西方文學理論也頗為關注。他研究問題,總是以小見大,把問題放到古今中外的背景上,從中挖掘出獨特的理論意義。

學術界對邱先生已有許多評價,如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稱他為“嶺南大儒”:“不論人品、器度與學養,都足以表率一代,為學者的典范?!蔽矣X得,先生在詞學尤其是清代與近代詞學方面成就最高。他親承詹安泰先生詞學,于聲律音韻之學別有心會,特別強調詞學之體乃聲學,對于朱彝尊與浙派,張惠言、周濟與常州詞派以及譚獻、馮煦、況周頤、謝章鋌、劉熙載、王國維詞論的研究,創獲甚多。在詞學本體尤其聲律方面,有一些研究是具開創性的,并且成為經典之論。先生擅長古詩文創作,其詞師承詹安泰先生,達到很高的境界,繼朱彊村等(第一代)、王國維等(第二代)、夏承燾、施蟄存等(第三代)之后,被海外學者尊為二十世紀詞人“第四代詞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先生去世時,《詞學》雜志的挽聯是:“縱談浙西、常州,識見高遠,領銜四代;出入夢窗、白石,氣厚韻長,自是一流?!奔嬲撈湓~作與詞學成就,可謂的評。

先生在舊中國完成大學教育,在新中國參加工作。這是一個重大轉型的時期,學者必須在政治和學術上不斷調整以適應時代要求。先生剛留校時,可能因為年輕,出身貧寒,政治上比較可靠,曾兼任系主任王季思先生的助手,處理日常事務,還曾任中山大學教工會的副小組長。但他不諳人情世故,書生意氣,性格耿直,不太合適干行政工作。受當時政治風氣影響,先生發表過《揭露胡適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比較主義觀點》等批判文章,可見他在學術研究上,曾努力追求與時代同步。1957年的反右運動,先生的師輩詹安泰、董每戡、葉啟芳和好友盧叔度等被打成右派,先生亦“滑到”右派邊緣,險遭厄運。此后,他在學術研究上沉寂多年。

他也曾努力學習蘇聯的文藝學理論,1954年至1955年,先生被派到北京大學師從蘇聯文藝理論家畢達可夫與中文系主任楊晦先生學習文學理論。同班有蔣孔陽、胡國瑞、張文勛、蔡厚示、王文生、王士博、郝御風等,后皆為我國著名學者。以前學術界有“畢達可夫派”之說,但我從先生的著述中,似乎看不到受蘇聯理論的影響。

1956年初夏,方孝岳先生把《古代文學批評史》手稿送給邱先生,此手稿是方先生30年代在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一書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的。方先生希望他繼續研究下去,但次年先生即奉還手稿,此后手稿下落不明,成為一件憾事。我一直不明白先生為何奉還方先生的手稿。也許他覺得手稿很珍貴,他不應該一人占有,閱讀后即奉還?或者,他當時的興趣點是在文藝學理論方面?1958年他為學生講授的課程就是“文藝學引論”。

先生在那一代學人中是少數非常重視理論素養的學者。1983年,我們讀碩士時,邱先生親自為我們開專業外語課,記得其中有一篇是艾略特(T.S.Eliot)的《傳統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Individual Talent)的原文版。他一直很強調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學理論。在他們這代研究古代文學與文論的學者中,他的思想比較開放,眼界比較開闊。他的論文如《“溫柔敦厚”辨》(1983年)研究一個儒學命題的審美內涵,清晰地梳理了理論的發展線索,而且邏輯嚴密,有理論新意與深度,體現出學術研究上的“重拙大”境界。

1958年之后,先生在學術上顯得“沉默寡言”。直到1980年,他在《文學評論》上發表《張惠言論詞的比興寄托》,學術上才煥發光彩,廣為學界關注。1981年先生評上副教授時,已經57歲了。這一年,他又在《文學遺產》《哲學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等重要學術期刊上同時發表論文,幾十年的學術積聚一時噴發。先生最“風光”的時候是1983年,他在廣州主持全國第三屆中國古代文論年會,任籌委會和大會秘書長。會議開得非常成功,一直非常低調的先生成為學術界矚目的“中心”。在會上,他全票當選為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的常務理事。此時,他已經59歲了。

在編制先生年譜時,我有一個觸動和傷感。邱先生從1979年開始,在教學崗位上,安安靜靜做學問到退休,只有十多年時間。1981年,他開始撰寫《詞論史論稿》,此書原為出版社約稿,至1985年完稿,由于當時出版經費普遍匱缺,到2002年方有幸列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他78歲,已退休多年了。先生從講師到副教授,用了近三十年時間,出版一本專著,又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時光流逝,人生幾何,豈不可嘆!

先生人品高潔,可謂人淡如菊,古風猶存。他的為人可用“正”“厚”“淡”三個字來概括。他正直,堂堂正正,卓然獨立,不跟風、不隨俗,不趨炎附勢。他寬容厚道,對人感情真誠深摯,溫、良、恭、儉、讓。他不善言辭,然有“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古風。他淡泊明志,生活簡樸,甘于寂寞,知足常樂,興趣集中在潛心學術、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之上。除此之外,別無所求。他一生讀書不倦,就是住院期間,仍手不釋卷,樂在其中。

先生這一代學者中,仍有為數不多的人保持書生純粹氣質。他們單純天真,毫無城府,有著不合時宜的清高甚至迂闊。他們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實,對物質世界并不了解,也不關心。到了我們這代人,像先生這樣純粹書生氣質者,近乎“瀕危物種”矣?!白脏斠韵?,無譏焉?!庇浀蒙鲜兰o八九十年代,物價上升,年輕教師的工資入不敷出,教師職業頗受社會輕視。受此影響,有些教師不安心工作,甚至放棄自己的職業。對此,先生很痛心,他撰寫了一篇文章,借用《二十四詩品》的一句話:“神存富貴,始輕黃金?!彼f,知識分子應該在精神上有一種富貴感與尊榮感,才能輕視那世俗的物質欲與權勢欲,適應和抵御惡劣的境遇,創造出更多更美的精神財富,享受超越時空的尊貴與光榮。這些話當時聽上去頗迂闊,但確是先生真誠的想法,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生活簡樸,對物質的要求很低。孫立兄曾回憶有一次教研室開會,同事們議及物價飛漲,錢不夠用,先生感到驚訝,說:“東西不貴呀,我在菜市場買的衣服,一件才20元,穿到現在也沒有破!”數十年間,我常到先生家,他家中陳設基本沒有變化,唯一變化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客廳會換掛不同的對聯,記得有陳澧、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撰寫的。廣州夏天炎熱,家里沒空調是很難受的事。先生平常搖葵扇消暑,后來才用上電風扇。我們去喝茶,先生便專門打開風扇,風吹得桌面上的紙張沙沙飛揚。2007年學生們為其房間增置空調,他很高興,對不少人說過這事。他得意的大概是弟子們的尊師心意吧。

中大中文系的師生,對先生的道德學問未必都了解,但先生的一句名言卻廣為流傳。這要感謝一位署名“沈勝衣”的校友,他在一篇懷念先生的文章中寫到,八十年代末,一次在系辦公樓舉行畢業前用人單位招聘見面會,為了求職,不少人刻意妝飾、曲意逢迎,甚至出現不正常競爭,“在‘求售’‘推銷’過程中,人性面目一時立現”。先生當時剛好在場:

就在這一片集市般的喧鬧中,忽見邱先生面帶不悅排眾而出,應該是受了那些“黑幕”的刺激,他全沒了講壇上時常綻現的佛祖般憨厚的笑容,邊走邊憤憤地說:“商業交易我們應該絕緣,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我正好要走,就跟在他后面。他在那道狹窄、陳舊的鐵樓梯走下了一半,似乎意猶未盡,立在轉角處抬起頭,認真地用略帶口吃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話揚聲補充說:“起碼也要像菊花!” 

情急之下,先生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恐怕就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名言了。文中所寫的背景早已遠去,并為人所淡忘,但先生所說的,“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起碼也要像菊花”,數十年來口口相傳,一直感動和激勵了中文系許多師生。

這是鐫刻在弟子心中的先生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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