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孫颙《風眼》創作談:回望來路

來源:《長篇小說選刊》 | 孫颙  2020年01月14日08:34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離開上海中學,去崇明農場,成為知識青年,至今,五十余年飄然而過。

五十年間,除了在鄉下的十來年,以及后來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學習的四年,主要的歲月,迷失在出版這個行當里。奇怪的是,我寫過幾百萬字的小說,其中,描寫知識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沒有涉及出版編輯領域,甚至可以說,是小心翼翼避開了自己最熟悉的專業。

小說關心的目標是人物。人物活動其間的三百六十行,則是演繹故事和人物的舞臺。既定的舞臺,適合特定的對象。我關注知識分子群體,選擇出版作為創作背景,應該是如魚得水般天然,為什么會刻意回避?

沒有輕易使用這方面的素材,說明我的珍惜。

前輩說過,“編輯是雜家?!?/p>

雜家者,知識豐富繁雜,為其一。其二呢?在我看來,性格的色彩斑斕,因其工作特性,在所難免。這樣說,既無貶義,亦非自吹自擂,僅僅是如實表述。從與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廣泛性考量,從自身隊伍的五花八門分析,與編輯行當比較相似的,當如律師和醫生之類。若干著名的小說,正是繁衍在后面這兩個專業的田園中。那么,為啥特性相近的編輯行當,關于它的文學故事卻不容易構建呢?

思來想去,并非人物的復雜或趣味欠缺,從萬千編輯之中,你可以發現知識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藍色、紅色、灰色,應有盡有;不過,對照小說的諸多要素,難以尋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律師和醫生,日常的事務未必精彩,但是,偶爾或許會遭遇緊張驚險的情節沖擊,比如特工、強盜、家族陰謀等等,屬于他們職業的題中之義,有足夠的天地供編故事者天馬行空般發揮。相比較,編輯的案頭事務,能夠發現這樣花哨的機緣嗎?不是說絕對沒有可能,不過,若是真個驚天動地寫出來,讀者一冊在手,或許心生抵觸,認為故事過分生硬牽強,種種疑惑,在所難免。

所以,必須尋找一塊場景,找到如此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見慣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夠充分展開編輯們豐滿而龐雜的內心世界,我才敢落筆。

我等待了很久,在腦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與人物的瓜熟蒂落。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從華東師大畢業,進入上海文藝出版社,做了小說編輯。三年之后,上海文藝社的老社長丁景唐離休,需要有人接班。當時,搞了一次民主推薦,全社二三百人參與投票,結果非常意外,我這個普通編輯得票最多。不久,大約一兩個月之后,在我還缺乏思想準備的當口,被任命為這家老牌大社的領導。此后的感覺,就像騎上了飛奔的駿馬,身不由己,想下來也難了。如果再把時間往前推幾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冬》,完成于一九七八年的年尾,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假如沒有一九七八年冬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的這部小說恐怕難以問世。當時,韋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點的小說”,給了我幸運的機會。

如此看來,因緣際會,改革開放大潮起來之時,不知不覺之中,我直接被卷了進去,亦步亦趨,追隨了幾十個春秋。

二〇一八年開春,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時,我的思緒,漸漸如波濤洶涌,很難平靜下來。

在我看來,出版業,非但是鼓吹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而且是改革開放進軍中重要的突擊部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爆發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場經濟之路的爭論,出版界的知識分子們,從思維到實踐,是沖在相當前沿的一翼。

于是,我回望來路,寫出了十幾萬字的小說《風眼》。為避免對號入座及猜測“真事隱”之類的無聊,只能在后記中聲明,本小說所寫的人物和故事,與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藝出版社無關,也與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無關。人物是杜撰的,賴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實的。如此無中生有,算小說家的基本功夫吧。

2019年2月

ag真人规律